第15版()
专栏：

　　事实教育了我
刘瑶章委员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李维汉副主席的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因为这两个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工作的实际情况，深刻地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并明确地指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我是一个在政治立场上犯了严重错误的人。通过了十个月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最近参加河南视察组的视察和现在初步阅读了李副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我受到了特别深刻的感动。我进一步认识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离开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离开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各级干部的辛勤努力，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不可能设想的。因此，我必须加紧地根本改造自己，才能勉强跟得上客观上飞跃发展的形势，才能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
由于我的反动的统治阶级立场的根深蒂固，我从解放以后一系列的反动言行是极端严重的。伟大的反右斗争严肃地彻底地批判了我的反动言行，使我在悬崖危谷濒于毁灭的当儿幸而得到了挽救。反右斗争以后，党和人民不但对我特别宽大地处理，而且让我有机会参加内心里殷切希望、但是却没有勇气要求的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我真是喜出望外；在学习中，党的耐心教育和多方关怀，同学们的严正督促和热诚帮助，处处体现了“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使我开始对于自己的罪恶言行获得初步的认识。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中保留我为委员，这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当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在稍微平静以后，我不知怎的仿佛增长了一股勇气。这股勇气帮助我冲破了出去视察的思想顾虑，终于参加了河南视察组。
我参加河南视察组，虽然短短的二十天，只到了三几个市县，但是我亲切体会到，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从省到县和社的干部，从工人农民到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从旧熟识的朋友到根本陌生的老大娘和小孩子，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我（其实歧视也是应该的），而且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温暖和照顾。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我更清楚地看到，河南和全国各地一样，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从文化教育卫生到集体福利，“我们的事业，各方面都在欣欣向荣，都在快步前进”。这对我又是多么深刻的教育！
帝国主义者总是说我们不可能根本解决六亿多人的粮食问题。特别河南在解放以前是个连年灾荒的省份。可是，解放以来，它的粮食产量一直是逐年上升。例如偃师县的东寺庄，解放前的粮食平均亩产量最高不过二百多斤，解放后，一九五二年还只四百五十三斤，农业合作化后的一九五六年上升到六百七十五斤，人民公社化后的一九五八年已经达到了一千三百斤。每个人的平均吃粮，解放前最多不过二百到二百二十斤，一九五八年除去卖给国家五十九万斤以外，每个社员还可分配五百斤。而且社员们人人都有了存款。今年大面积的小麦丰产区，一块接一块，黑绿黑绿地一眼看不到边。现在可以说丰收在望。至于“吃饭不要钱”，不只是河南，全国各地的农村人民公社都已经实行了，那里还找得到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
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压根儿就不相信。可是事实上就连工业基础几乎等于零的河南，眼看着轻重工业基地都一一建立起来了。我们看到的几个大型机械制造厂，无一不是提前完成基本建设，提前投入生产，独立设计新的品种，而且定下了今年产量翻五番的任务。它们的产品不但解决了国内的生产设备，还有一部分供应国外。它们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一方面帮助地方和公社建立许多小厂，一方面这些小厂转过来为大厂服务。公社工业化的方向，目前表现得更清楚。几个月里，郑州市一个街道公社办起了一百五十五个工厂；一个郊区公社办起了三百三十一个工厂，从食品加工到农械修造，从自给性生产到商品性生产，应有尽有。洛阳市的公社，在日用品比较紧张时，自己设法生产，居然解决了城市需要的百分之六十。像这样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帝国主义者能不在事实面前服输吗？
帝国主义者向来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农民的描绘，不是愚蠢，就是肮脏。可是像我们看到的贫瘠山区的登封县，去年就已经基本上扫清了青壮年文盲，普及了中小学教育了，而且接着掀起了全民学哲学、全民写诗歌的高潮，同时还出现了不少农业科学技术的“土专家”，在改革工具、治山治水和预报天气各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洛阳市的敬事街小学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农子弟，十岁左右的孩子们竟办起了“六一工厂”，大造收音机，畅销各地，为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放出异彩。至于基本上消灭四害的县市，全省已经有二十九个，登封县便是其中之一。这个县通过了全民体格检查和治疗，基本上消灭了甲状腺肿、梅毒、黑热病和蛔虫等十二种为害严重的病症。可见农民对于生产劳动的劲头越来越大并不是偶然的。
在帝国主义者颠复阴谋不可能得逞的时候，一心盼望我们社会治安有问题，人和人闹不团结。可是它没有料到，像河南过去那样的盗匪横行的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随着人民公社化和政社合一，不但管制分子由公社监督劳动，更便于专政，而且社会上民事刑事案件，甚至吵架拌嘴的纠纷也大大减少，一般群众则由于思想觉悟的提高，人和人的关系也起了深刻的变化。家庭成员间民主团结，左邻右舍倍加和睦，工厂机关学校团体间通力协作并和附近居民打成一片，公社真正成了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有了公社这样“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六亿多人，在党的领导下，以共同利益共同理想为基础，团结一致不是很自然的吗？
在我们公社化以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造谣诬蔑特别注意家庭和劳动两个问题。在家庭问题上，我们只是打破了一个封建残余的家长制和解放了几千万的妇女劳动力。在郑州和洛阳的人民公社中，我们看到参加生产劳动的妇女们，不只是口袋里有了钱，经济上独立了，而且文化和技术水平也随着提高，特别是夫妇间有了共同的语言，感情更浓厚，团结更亲密，妇女间相互比享穿比亭受的坏风气已经被比劳动比进步所代替了。入了托儿所的小孩，学得更活泼，更有礼貌，更富于集体的友爱。登封县大冶公社的康福乐园，从妇女怀孕起，直到生产、哺乳、托儿一整套的福利设施，可以说体贴的无微不至。公共食堂，有些公社把它分成三灶七厅，也是体现了大集体小自由的精神。事情很清楚，我们并没有拆散什么家庭，我们只是把穷愁苦闷的家庭改造成为愉快美满的家庭罢了。无论旧社会或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会有这样的家庭吗？然而偏偏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所诅咒的正是这样的家庭！报上登载，美国工人，有的迫于失业和饥饿而全家自杀；蒋匪帮在把多少青年妇女囚禁在“美军乐园”军妓院中的同时，却搞什么“幸福家庭运动”，真令人哭笑不得！在劳动问题上，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我们早已解决了。但是由于工农业各方面的大跃进，劳动力仍然感到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当家作主，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劳动人民，他们的热情沸腾、干劲冲天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郑州市郊区的一个公社，社员们提出了“刮风不收兵、下雨不停工”的挑战口号。登封县去冬上山搞水利，达到了二十万人，春节都不肯下山，这是强迫命令所能做到的吗？而且我们在这个县文村的一个小水库工地上，亲眼看到，一个老大娘豪迈地飞跑着挑土；两个新娘子欢笑着竞赛，交响乐似地歌唱声音从多远就听得见，这是在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下哭丧着脸的劳动所能比拟的吗？但是，我们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并不是靠着无限制地增加劳动强度。除去解放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外，我们主要还是靠着改进劳动组织及革新生产工具和技术。我们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要求适当的学习、娱乐和休息。根本问题还在于，我们总是拿人当人来关怀，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拿人当牛马来看待，毫无相同之处。
还有两件事情，由于它们的鲜明对照，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对于为害几千年的黄河，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专家们，向来认为是不治之症，可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正以超过设计的速度在迅速进展，估计可以提前约两年半完成。这是征服黄河的空前胜利！蒋介石匪帮在一九三八年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泛滥了三个省的六十四个县，淹死了八十九万人，可是我们去年以一百天的工夫，在花园口附近完成了灌溉十八个县市的土地并供给郑州市工业用水的东风渠工程，使得同一花园口前后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涵义。一些像龙门、少林寺、白马寺等等名胜古迹，过去有的在军阀混战时被烧毁，有的在国内外敌人互相勾结下被盗窃破坏，现在我们都加以保护和修葺了，文物资料也在整理研究中，可是蒋匪帮目前还要把被偷运到台湾的五千多箱珍贵的历史文物送往美国去“特别展览”。这真是像毛主席所说，“它（指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
听见有人传诵一位工人写的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爱什么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们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没有共同的好恶，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们到底为什么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呢？无疑地，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和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的社会制度发挥了它的优越性，人民公社表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所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无限地施展出来。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高兴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硬要否定这个规律，硬要这个规律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实上既然办不到，它们只有拿诅咒别人来安慰自己。可是它们的诅咒更丝毫不能动摇我们的立场，只是对我们起了一定的反面教员作用。首先，由于它们的诅咒，证明我们确实是作对了，因而更坚定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信心；其次，由于它们的诅咒越来越凶，证明我们的事业是越来越蒸蒸日上，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提高了；最后，它们这样从反面刺激我们，使我们一方面越发提高警惕，一方面加倍奋勉地向着同它们的愿望相反的方向迈进，而且速度越来越加快。
在我们这样不断的全面的大跃进当中，究竟有没有困难和缺点呢？在河南视察时，汇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从不隐饰当前的困难和缺点。但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困难和缺点，通过这次视察，和我在反右斗争以前的几次视察比起来，我的认识是肯定地大不相同了。反右斗争以前，我几次出发视察，总是首先抱着寻找“缺点”的浓烈愿望，甚至预先设想要有那些“缺点”；视察时，便千方百计地寻找“缺点”或寻找可以附会预想的“缺点”的资料；找到了就据为独得之奇，并有意识地夸大了它，丑化了它，而且从不同任何人分析研究，便大肆宣扬，以使对方难堪为快。单就这一点来说，我的反动的政治立场不是已经昭然若揭吗？事物特别是新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和不平衡，也就是困难和缺点，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有利条件比，有利条件是主要的；成绩和缺点比，成绩是主要的；而困难和缺点只是个别的一时的现象。事实证明，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苦干苦钻，任何困难和缺点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绝大多数已经克服了。我体察我前后视察在动机、态度和方法上的分歧，使我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我之所以成为右派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也感觉到我的思想立场仿佛正在开始着初步的转变。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开头就提到“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我过去从未注意过；反右斗争以后，在学习中，有时思想上触及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深入。最近出去视察，从祖国大地的辽阔，六亿人民的旺盛，又回顾我亲身经历的六十多年来国内的政治变化，才觉察到：统一和团结是多么珍贵！毛主席指出“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多么英明！总理在报告结尾，特别提出“我们的一切成就是我国全体爱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创造的”，是包含着多么崇高的自豪感！这个统一和团结的取得，当然首先是由于党的领导。有了党的领导，六亿多人才有可能从思想立场的一致达到行动的一致，才有可能根据统一的方针路线，为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奋斗。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我在内）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要走向抵抗历史潮流，违背六亿多人民意愿的反动道路。要国家四分五裂，要六亿多人水深火热，要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卷土重来。这是多么危险的道路！想到这里，我对于我的反动言行的严重性，对于反右斗争的必要性，有了比过去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
在这次视察中，我接触过不少的劳动人民，并曾经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很粗浅地体会过他们的思想感情。我最后感觉到，从一个剥削阶级转变为一个劳动阶级，确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具体到我个人来说，在听党的话，热爱劳动，集体主义精神等等方面，我不是一般地不如劳动人民，而是远远地望尘莫及。因而在目前就不能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语言，当然更谈不到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共同的贡献了。这对于我的加紧改造，将是很大的一个推动力量。
没有反右斗争，我的顽固头脑不可能稍稍清醒过来。没有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不可能在自我认识上逐渐有所提高。没有这次去河南的视察，不可能从许多生动的新鲜事物中，亲自体验到党的可爱，祖国的可爱，六亿人民的可爱，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可恨。对于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说，党的一系列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衷心感激党的伟大和毛主席的英明。我承认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意识的改造必须经过一段长期的、反复的、艰苦的斗争过程，但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感召和教育下，在人民群众的督促和帮助下，在国内外有利形势的鼓舞下，我相信并且保证，今后在学习中、在劳动中、在工作实践中，一定能够鼓足干劲，认真进行改造，以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空前伟大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